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、新引擎，在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民族地区，旅游发展吸引了大量资金投入、人员往来、转移支付等，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。

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，有利于培育壮大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，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，推进实现共同富裕，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。

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共享改革发展红利

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，它包括所有地上与地下设施，如道路、通信网络、商业设施以及排污、供气、水电系统等。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，民族地区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升级，不仅给游客带来了更好的体验，也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了便利。

以贵州、云南和广西为例，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提升，极大地缩短了通达全国各地的时空距离，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贵州省2015年实现县县通高速，目前与周边5个省（区、市）均实现3个及以上通道连接，高速公路与高铁齐头并进，共同构建起横贯东西、纵贯南北的陆路运输大通道。云南省在2012年还没有高铁动车，2016年底随着沪昆高铁、南昆高铁开通运营，云南接入全国高铁网，昆明至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实现了当日到达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基本实现市市通高铁、县县通高速、片片通民航，4G网络覆盖全区，5G实现规模商用。

除了交通之外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体现在网络设施、供水系统、“厕所革命”等方方面面，为各族人民带来了便利。

旅游活动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

随着旅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政策红利的释放，旅游活动日渐频繁，相关投资规模不断扩大。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、良好的投资环境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投资。

从面上看，民族八省区旅游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保持稳步快速提升。2013年，民族八省区旅游行业的星级饭店、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原值总和为780.0亿元，平均增速达4.7%。2019年，民族八省区仅星级饭店的固定资产原值就达514.5亿元。

从点上来看，外来投资不断增加，企业家、创业者带资金、项目纷纷落地入驻，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。

例如，丽江市自2002年设市以来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，2019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000万人次，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。旅游的发展催生了“新丽江人”群体，统计显示，丽江市现有20多个民族的常住人口125.4万，各族人民和睦共处、安居乐业、团结奋斗，涌现出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、模范个人。可以说，旅游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、全面交流、深度交融。

旅游城镇建设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

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，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。近年来，民族地区城镇化率逐步上升，与2010年相比，2021年内蒙古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2.68个百分点、15.07个百分点、19.34个百分点、15.85个百分点、13.06个百分点、16.30个百分点、18.08个百分点、14.25个百分点，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。

旅游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类型。以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旅游城镇九寨沟为例，2001年前，九寨沟城镇化率不到20%。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，九寨沟实施了新城区建设工程、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，到2019年，九寨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1.69%。新增的城镇人口大多从事旅游业或与之相关的第三产业，通过就业创业实现增收，提高了生活品质。

旅游发展助推各族人民增收致富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国家出台意见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，加快发展乡村旅游，提升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实施效果，推动经济增长，助力脱贫致富、全面小康。民族八省区国内旅游人数大幅提升，从2014年的10.6亿人次提高到2019年的32.5亿人次，旅游总收入从2013年的9065.0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3939.43亿元。

经过多年实践，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发展模式，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。如，景区带村、能人带户、企业+农户、合作社+农户的“两带两加”旅游扶贫项目，以景区、能人、合作社、星级酒店、旅行社等旅游市场主体为主导，以分享旅游收益为途径带动村民发展，建立可持续收入来源。

比如，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，通过吸纳村民变员工、承租土地、购销村民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多种方式，拓宽村民增收渠道，帮助村民获得劳务、工资、租金、股金等多方面的收入。新时代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将有力促进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。

作者：张英  （单位系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）